东京大学与吉林大学

开会去了几天东京，去东京大学。

    东京是日本的首都，而东京大学是东京的“首都”。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东京最重要的地方不是中央政府部门集中的“霞关官厅街”，不是国会议事堂，不是首相官邸，也不是“皇居”，而是东京大学。可以说，东大是东京的灵魂。这里不但出政治家，出首相，也出诺贝尔奖获得者。没有东大——好也罢坏也罢——就没有日本的近代和现代，就没有今天的日本。东大也是亚洲惟一进入世界二十强的名校（据“《泰晤士报》高等教育——2008全球最佳大学排行榜”）。虽说日本高等教育早已大众化，大学生遍地都是，但东大学生仍然很“牛”。东大教授就更不用说了。据说同样酒后驾车，而一说是东大教授，警察立马举手放行。“牛”吧？我不是东大教授，即使不喝酒都怕警察。

    东大有两个校区。五六年前我在驹场校区待了一年，这次开会是在本乡校区即主校区。进入校园最让我快意的是银杏树。高大，挺拔，一棵接一棵沿路排列开去。虽然时值十一月初，但全无肃杀气象，依然郁郁葱葱，遮天蔽日，为这座高等学府平添一种学府特有的肃穆、幽深和庄严。我在树下驻步仰视了许久，徘徊了许久。我想起郭沫若那篇散文《银杏》。郭老认定银杏树是中国才有的，日本的银杏“分明是日本的华侨”。随即以他特有的激情一泻而下：“你的株干是多么的笔直，你的枝条是多么的蓬勃，你那折扇形的叶片是多么的青翠，多么的莹洁，多么的精巧呀！……熏风会媚妩你，群鸟时来为你欢歌；上帝众神——假如是有上帝众神，我相信每当皓月流空，他们会在你脚下聚会。”令郭老感到奇怪的是，中国人只知道吃“你的白果”，却把银杏树本身忘在了一边：“我在中国的经典中找不出你的名字，我很少看到中国的诗人咏赞你的诗，也很少看到中国的画家描写你的画。”郭老这番感慨发于六七十年前，现在情况应该有了很大不同。比如我，既吃白果，又不忘赞美结出白果的银杏树，尽管词句和情怀比不上郭老。

    话说回来，东大校园也有让我不快意的地方。例如住处。住处叫“山上会馆”，分两处，校园中心一处，曰“本馆”，靠边一处，曰“别馆”。我住别馆。本馆也好别馆也好，都类似我国大学内设的宾馆。但设施没法比——我是说日本比不上中国——说得夸张些，我住的单人间除了地板和天花板别无饰物，除了吸顶灯和台灯别无亮点。一张单人床矮得紧贴地板，床靠墙的上方悬着一排壁橱，睡觉好比缩进石窟。卧具也够马虎，一条套着白布套的毛毯，上面压着土黄色的被，被的填充物大约是泡沫塑料什么的，鼓鼓囊囊，俨然儿童乐园的蹦蹦床。毕竟时值深秋，光盖毛衣被冷，加盖“蹦蹦床”又热，怎么都睡不香甜。卫生间没有牙具倒也罢了，问题是连住四宿都好像无人打扫，垃圾筒里的空易拉罐和香蕉皮等内容一直好端端保持到我退房走人之时。打电话需要先去下面买卡，吃饭要出去走街串巷跑好远——还东京大学呢！

    无所谓快意和不快意的是校门。门有若干。正门是镂花铁门，一般。最好看的是 “东大赤门”，原是江户时期某藩王为迎娶幕府将军的千金而特意建造的，颇像北大的红门。起始我没注意，后来一位中国来的朋友要我在门前为其拍照时希望摄入“东京大学”四个字，结果怎么也没找见，这才发觉原来校门没有校名。其他门也没有。而且除了“赤门”，其他校门本身都普通得和没有差不多。而这在中国是绝无可能的。谁都知道，中国任何一所大学，一流也好三流也好，校门无不堂而皇之，校名牌匾无不“明镜高悬”一般醒目抢眼。说别的学校怕不合适，就说我的母校吧。如今走进长春市区，郭沫若当年手书的“吉林大学”四个大字简直铺天盖地。就连比私人诊所大不许多的小巷医院都昂然头顶“吉林大学××附属医院”，字比楼还大，看得我好不寂寞。人称长春市座落在吉林大学，并非纯属戏言。

    相比之下，东京大学若干校门却怎么也寻不见“东京大学”。莫非刻意仿效中国古语“大象无形”、“大音稀声”，来个“大名无名”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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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