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编自真实事件的《推定有罪》

乌脱罗是法国北部港口城市滨海布洛涅的郊区小镇。今天，乌脱罗因为一个凄凉的缘由闻名于世，那就是2001年开始的有关恋童癖和儿童性虐待的著名案件。20余人因这个卑劣的事件受到指责，整个法国群情激奋。几年之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被证明是无辜的。自此以后，这则司法丑闻成为最受青睐的题材。很多新闻、文学作品据此揭露了法国司法系统的失灵。
　　
　　乌脱罗案源于乌脱罗当地社会服务人员的发现，Myriam Badaoui 和 Thierry Delay夫妇被发现与他们的孩子发生乱伦行为。在遭到指控后，这两名成年人承认他们的两位邻居也参与了这些异常的性行为。负责本案的法官法布里斯·博格在看过检察官的预审报告后，相信自己卷入了一个恋童癖行为的网络。除了之前提到的两对夫妇，他另监禁了14名有牵连的嫌疑犯，他们都涉嫌对Myriam Badaoui 和 Thierry Delay夫妇的孩子进行性侵犯。一场可怕的司法诉讼由此开端……
　　
　　对于本片主人公阿兰·马雷可来说，噩梦开始的时候他住在距乌脱罗30公里的村庄。Badaoui-Delay夫妇的孩子和马雷可的大儿子在一所学校读书，是好朋友。Badaoui-Delay夫妇的一个孩子指控了参与恋童癖行为的几个人，并恶意检举了他身边的几乎所有成人，其中就有马雷可的名字。这个孩子的话得到其母含糊其辞的确认，检察机关于是找到了担任法庭执达员的马雷可。一场漫长的受难史由此揭开帷幕。
　　
　　在被关进监狱以后，阿兰·马雷可首先得到承诺说很快会被释放。8个月过去了，这位法庭执达员尝试过一次服药自杀。接着他的妻子获得自由，而他仍然在监禁中。在一年半的徒刑尾期，马雷可决定绝食抗议，不为请愿，单纯为了求死。再被转入监狱医院后，他在100天内没有进食，掉了50多公斤。2005年，刑事法庭最终宣告他无罪释放。
　　
　　值得一提的是，在乌脱罗案被爆出之际，绝大多数媒体都相信嫌疑犯是有罪的。很多记者基于起诉声明和来自检察官的信息得出自己的结论。他们之中很少有人尝试自己做调查。阿兰·马雷可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想法：“当媒体的标题定名为《乌脱罗的恋童网络》时，是不是比《监狱中的无辜者》更好卖？”
　　
　　
　　
　　
　　影片缘起
　　
　　重获自由以后，阿兰·马雷可出版了自己在被监禁时期写下的日记，冠名为《我的司法错误编年史：一个乌脱罗案的受害者》。正是看了这部著作，导演[樊尚·加朗]格决定将乌脱罗案拍成一部电影：“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愤慨、哭泣，我不能想象这样一个故事竟然在法国发生，然而……在阅读这些珍贵的证词之前，我以为自己很了解乌脱罗案，实际上，我一无所知。”
　　
　　樊尚·加朗格并不打算在影片中讲述乌脱罗案的始末，他只想聚焦于阿兰·马雷可这个人，置身于这桩错综复杂的事件中心的人物。正因为此，在剪辑的时候，好几段说明性的段落被剪掉，以使电影更为精炼。导演表示，这有助于增进观众对主人公阿兰·马雷可的亲近感。这位法庭执达员对影片的进路表示认可：“《推定有罪》并不奢望探讨整个乌脱罗案，而是试图呈现，在法国，一个生活得规规矩矩、从不向谁索求的个体如何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如何从一个受人尊敬的体面男人沦为对儿童的强奸犯，以此引起观众的反思。”
　　
　　影片的名字《推定有罪》，意味深长地概括了阿兰·马雷可悲惨经历的由来，他甚至不曾受益于每个嫌疑犯都拥有的无罪推定权利，这个权利即使对最严重的不法行为都是适用的。当事人这样解释道：“乌脱罗案是一个十分糟糕的教学案例，所有基本的法律原则在这里都遭到嘲弄和颠倒。在法国，乌脱罗案展示了，当一个人被卷入司法案件中时，有罪推定是优先于其他一切权利的。可以说，在乌脱罗案中，甚至不存在有罪推定，而是一上来就被断定有罪。”
　　
　　樊尚·加朗格花了很长时间研究有关乌脱罗案的资料，并仔细阅读了预审的案宗。同时他阅读了大量与阿兰·马雷可一样遭到警方怀疑的同伴的证词。尽管缺乏真正的证据，他们还是被司法机器俘虏。接着导演联系了阿兰·马雷可，同他一起想象电影剧本的改编。这个曾经的被告人在整个电影制作期间紧紧跟随导演。马雷可的律师同样在影片筹备期间参与进来，以阐明案件中的某些具体环节。
　　
　　一开始，阿兰·马雷可并不赞成将他的故事搬上银幕的主意。最终和导演樊尚·加朗格的会面说服了他：“我发现了一位导演，他理解我所遭受的苦难，他知道这部电影不可能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且，该片的制片人Christophe Rossignon向这位无罪释放者保证，他完全有权全程参与影片的筹备和拍摄，并可随时决定中止拍摄。事实上，马雷可读了差不多十二稿剧本，才最终挑选出一稿，也就是拍摄所依赖的最终版。
　　
　　在影片杀青以后，作为当事人，阿兰·雷可认为最终版的《推定有罪》最大限度地忠实于他的亲身经历，尽管他的故事中的某些部分没有出现在电影中让他有些遗憾。阿兰·马雷可的教母起初也不愿意将自己教子的经历拍成电影。在看过《推定有罪》的放映后，她大松一口气，她对饰演她教子的演员[菲利普·托雷顿]说：“我现在知道演员这个职业有什么用了。”
　　
　　
　　
　　
　　以假乱真的演员
　　
　　在电影拍摄之前，扮演阿兰·马雷可的演员菲利普·托雷顿和马雷可见了几次面，以获得他所需要的信息。然后他就完全闭关，用特殊的方式创造自己的角色。菲利普并未事无巨细地研究有关乌脱罗案的资料，在他看来，这对他没有太大帮助。他唯一的两本床头书是阿兰·马雷可出版的日记和电影剧本。
　　
　　为了角色的需要，菲利普·托雷顿剃了光头，并准备甩掉40公斤体重，以符合他所扮演的人物形象，他拒绝了求助替身的主意。这样的瘦身对他的健康是极其危险的。一开始菲利普跟从一名营养学家的指导，后来他摆脱了专家，给自己制定了一份更为严苛的食谱。他的饮食主要由白奶酪组成，这样保证他每天甩掉300克体重。为了等待菲利普瘦到指定的体重，影片的拍摄一度中断。最终，菲利普为角色减掉了27公斤的体重。
　　
　　菲利普·托雷顿坦承，他在《推定有罪》中的角色不是块好啃的骨头。拍摄期间他一直非常抑郁，沉浸在“眼泪、孤独、麻木和求死心”中，他解释说当时的状态是极端脆弱的。
　　
　　法官法布里斯·博格由演员[拉法埃尔·费雷]扮演，后者并不打算模仿人物，而是一步步地靠近人物。也就是说，他试图完整地构建起他的角色，而不是在拙劣的模仿中费力维持平衡。尽管费雷的外形和法官博格不尽相似，而阿兰·马雷可在拍摄中与之相遇时还是情不自禁地退避三分。“这种相似是这样的，突然，乌脱罗的幽灵又在我心头萦绕。”马雷可说。至于这个马雷可的姐姐们，在她们去摄影棚探班时，都确信自己遇上了法官博格。
　　
　　至于其他配角和群众演员，樊尚·加朗格则直接在拍摄地招募当地的演员。由于他们都是些不知名的面孔，为影片增强了现实主义的多元性。比如，在警察局的片段，扮演警察的就是那些真正代表法律精神的人。导演所给的唯一命令就是：“平时你是如何做的，就怎样演。”
　　
　　阿兰·马雷可的两个儿子在影片拍摄的总控制室工作。而这位法庭执达员的妻子，则在片中扮演一名护士，在菲利普·托雷顿饰演的马雷可因急剧变瘦而进医院时出现。
　　
　　在《推定有罪》的拍摄现场，阿兰·马雷可承认，在看到他的扮演者菲利普·托雷顿减掉了27公斤，瘦骨嶙峋地出现在医院房间里时，是相当痛苦的。就在进入摄影棚之前，演员自己说：“我六天没有进食，为了准备好拍摄，为了知道什么叫做饿。”镜头中的护士，也就是马雷可现实生活中的妻子，在看到演员时因为移情一度惊慌失措，误以为床上的就是自己的丈夫。执达员还提到了影片放映过程中让他感动的另一个场景：当他得知自己母亲的死讯时，他还在监狱里。
　　
　　
　　
　　
　　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
　　
　　影片拍摄的态度是非常现实主义的。樊尚·加朗格希望他的电影浸润在一种充满正剧秩序感的美学中，手提摄影机和不固定的取景，一切都在合理的限度内。电影人希望一种足够险峻的风格，但保持分寸。有些片段就在自然光下拍摄，就像Raymond Depardon的纪录片。
　　
　　在《推定有罪》中没有任何片段是虚构的。樊尚·加朗格估计这样做可能会让人产生被冒犯的感觉。不过，影片的所有参演演员都决定完全忠实于事件的真实情况，而且，阿兰·马雷可也要求作品只讲述真实。这样一来，为了剧本的连贯性，事件的凝缩或节略就是必要的了。
　　
　　为了确保影片的真实性，拍摄团队决定在自然的背景下取景，对于拍电影来说，这从来都不是易事。比如，看守所的片段就在里尔的一所老警察局里拍摄。阿兰·马雷可被羁押在博韦的监狱里，而导演和他的技术团队根本不可能参观到那里。他们不得已接受了比利时的一间已废弃并被改建为大学的监狱。最后，在北部地区，《推定有罪》的工作人员已经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一群人，并被禁止进入滨海布洛涅的法院。因此，他们只得转到巴黎大区拍摄庭审片段。
　　
　　在《推定有罪》的剪辑过程中，电视新闻的片段和档案影像被搬上银幕。某些记者不愿意为电影重新录制他们的声音，以配合当时的报道。樊尚·加朗格断言说“追溯往事，他们深感羞愧。”
　　
　　同时，导演决定《推定有罪》中将不会出现音乐，他担心音乐会营造出情节剧的氛围。尽管作曲家Klaus Badelt已经答应为影片创作总谱，樊尚·加朗格和后者意识到音乐对于影像的衔接不会有什么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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