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回到影片中来，这些不同的可能世界在电影里的并置，通过非常具体的一堆被废弃的马铃薯而达成联结，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又一种和具体的事物实打实地相处的生活。而瓦尔达的鉴赏力就在于，她看穿了“废弃/被废弃”背後这种关于划界、排斥和站边的逻辑，这同时是一种概念论辩的逻辑，只有建基于这样的划分，鲍曼的整个观察和论证才能够得以成立。但是，无论概念边界的划分多么明确，实相的、具体的生命经验也永远是在边界两端不断拉扯不断妥协地共存着的生活。於是此时，思考和表现的媒介开启了最神奇的点化，瓦尔达避开了抽象的书面的调研论证，而采取了摄影这种方式。这里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去区分静态摄影和电影之间具体的区别，因为在这里，它们同时发挥着一个最本质的功能：打开镜头盖，观看，框住一个世界，然后照亮。瓦尔达用镜头构筑了一个可以让边界两端不同的生命经验可以共存的时空，马铃薯，既是商品也是食物同时还可以是玩具，甚至，当它居然还可以是儿歌中被唱诵的玩具的时候，基于消费生产的“废弃物”的划分便变得毫无意义，让这种现代人眼中的“废弃物”，回归到万物生息归化的循环之中，获得了另外一种生命。同理，那些拾荒只是为了快乐的人（正如影片后半段有拍到的），用废弃的垃圾做成的艺术品，在垃圾桶找食物七年没吃死也没忘记一再向镜头强调自己一直有份好工作的怪咖，这一切统统成为了瓦尔达去质疑整个消费社会对于“拾荒者”这样一个边缘化的、废弃物式的刻板印象的机杼，gleaning just for fun这样一个想法，瓦尔达看到了，拍下了，清醒，美好，挑动了现代消费社会僵化了的想象力。正如被扔掉的马铃薯长得像一颗心这样的比喻，这是人类童蒙之初便已经存在的最有趣、纯真、直接的想像方式，影片拍到后段，每拍到一些瓦尔达觉得可爱的或是可怜的小人物，在他们讲述自己的时候，在镜头的边上，瓦尔达都会给他们每个人画上一颗心，或者你也可以认为是，一颗马铃薯，心形的。